第477章 挨绊儿
第477章挨绊儿
如果说京城证章厂是不经意间被撞伤了腰，才开始一蹶不振的。
纯属是被历史误伤的话。
那么其他的传统工艺美术厂家止不住的往下出溜儿。
就只能说是被历史刻意针对，故意绊倒的了。
而且是爬起来就伸腿绊倒，爬起来就绊倒！极为恶劣的那种情况！
为什么这么说？
因为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。
虽然建国之后，京城工艺美术行业对国家经济做出了实打实的贡献。
但整个行业的命运却相当坎坷，屡屡遭受历史的戏弄。
在生存问题上，一直面对着极为艰难的处境。
还别说什么保护和发展了，能保住技艺，不失传断档，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
这绝对是一件一提起来就让人相当郁闷与无奈的憾事。
毋庸置疑，工艺美术行业是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瑰宝，是我国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积累。
尤其是京城工艺美术，更是因为得天独厚的社会环境，雄厚的历史根基，反映出我国工艺美术技艺的最高水平。
这话可不是瞎说的。
从辽、金的陪都，到元、明、清“天子脚下”的帝王之都。
历代政府都大量征召各地优秀的手工艺人到宫廷服役，建立起专职的管理、生产工艺美术品的各类机构。
如“少府监、御用监、造办处、如意馆”等。
这才致使京城工艺美术形成了名师荟萃、巧匠云集的局面，能够对各民族、各地域优秀的手工艺博采众长。
才能汲取精华，融汇贯通，开创出“料不厌其贵，工不厌其精，艺不厌其巧，品不厌其繁”的独树一帜的民族传统工艺特色。
才能以风格独特、品类繁多、技艺精湛，典雅名贵的正宗宫廷艺术而驰名中外。
也正是因此，在历次社会经济大变革中，京城的工艺美术才会拥有其他行业完全不可比拟的旺盛的生命力，相当顽强的幸存了下来。
像明清时期，虽然有外国资本侵入。
但京城传统工艺美术行业，却几乎从来没有遇到相应的“洋货”与之竞争。
不仅生产技艺仍世代沿续，而且还因出口的需要而逐步发展。
许多京城工艺美术品被国外艺术鉴赏家视为收藏价值极高的珍宝。
尤其是辛亥革命后，海禁大开。
京城工艺美术品更成为国外竞相争购的佳品，以至出现了“闹洋庄”的场面。
（注：洋庄是外国商人在京开办的专收工艺美术品的机构）。
仅据光绪朝至上世纪二十年代期间的文字记载，当时世界各地举办的博览会不下三十余次。
京城工艺美术行业只参展十次，但次次荣获金银大奖。
由此可见，京城的工艺美术其实一直就是京城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。
早在建国前，“京作”、“精作”的美名就誉满中外，成为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一笔难以估价的无形资产。
而到了解放初期，哪怕百业凋零，工艺美术行业同样面临生存不下去的境地。
但刚刚成立不久的人民政府对传统工艺美术业进行了调研，得出的结论却是非常令人震惊的。
当时调研报告中写着，“全市虽然仅存下十九种特种手工艺工厂和作坊，可只要能恢复到正常生产水平。一年就可获一千万美元以上的外汇。若用这笔款项买粮食，足够全市百姓吃上两个月的。”
果不其然，随着政府出手大力扶持，成效斐然。
京城的工艺美术行业很快就成为了当时出口的“拳头”产品。
不负众望地为国家开始供血。
到1953年为止，不过短短数年间。
京城工艺美术行业的年产值就由1949年的七十三万美元增长到七百多万美元，提高了近十倍，已经很接近当初做出规划的目标了。
(此处文章有删减
刚刚干出点声色的京城工艺美术行业，就此没有了销路，重新陷入苦苦支撑，发展停滞的局面。
于是整个行业一方面开始抛弃高贵出品的资产阶级情调，尝试实用化和大众化的路线。
另一方面，也得在政府的帮助下，另寻其他外销的途径。
后来，因为苏联老大哥的帮助，出口开始转向东欧国家，这种情况才逐渐开始有所改善。
应该说，大多数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因为经济发展程度普遍不高，对工艺美术行业走大众化路线的普通产品还是比较欢迎的。
这种薄利多销，走低端路线尝试的方向，算是比较成功的。
但万万没想到政治风云再变，好日子结束的竟然那么突然。
(此处文章有删减
1960年，这条外销的路也走不通了。
京城工艺美术产品出口量再度严重缩减，造成了工厂减产，工人转产。
等到好不容易我们凭借自己的力量，总算把出口的目标又转向了约旦、索马里、斯里兰卡、沙特阿拉伯等国，时间又到了1966年。
(此处文章有删减
此后，行业内又开始进行压缩整合，导致大批工人改产、转产。
工人们放弃原有岗位，最多的去向，就是到电子器件厂。
这种恶劣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初期。
京城工艺美术行业才得以久旱逢甘雨，重新又受到重视，开始肩负创汇任务恢复出口生产。
但许多行业和厂家已经造成了严重人才流失，甚至出现了“人亡艺绝”的现象，实在难以再恢复如初了。
就比如“蜻蜓贾”的玉蜻蜓已经失传。
再比如象牙雕刻的“笔洗”和景泰蓝业的“海棠瓶”，也几乎没有人会做了。
但这还不算什么。
最最关键的是，在工艺美术行业各自凭着手工技艺，承担着与现代化工业工厂相同的税负时。
由于工艺品出口体制的垄断性，生产厂家不准自行销售产品，还导致工贸双方的矛盾十分严重。
负责购销的外贸单位，为多创上交利润，居然死命的卡供货单位的脖子，给价给得实在太低。
比如说京城工艺美术工厂于1972年生产的多种原料、多种工艺相结合产品《神鹿宝车樽》。厂方定价一万一千元，但外贸收购只开价六千元。
后多次进行洽谈，厂方要求至少给八千元。
价格还没议定就送至花城出口产品交易会，简称“广交会”。
最终实售两万七千元，外贸这才开收购单。
这还像话嘛！
所以就因为这种讨价还价互相扯皮现象非常严重，才造成厂家对同一件高档产品，不得不定出两个价格标准。
但即便这样，企业往往连最低价格也达不到。
如1973年春季广交会景泰蓝的《万花罐》、《梅花罐》。
厂家按成本加适当利润定价每对三百元，而外贸只肯给二百元。
当即就造成新开发的产品“即开即赔”。
而外贸却在交易会上标价每对六百元，顺利卖给了外商，得到了大批量的订货。
想想看吧，这种购销模式下，又怎么能让工艺美术品行业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呢？
甚至外贸为了省事儿，他们还拒收传统题材的作品。
弄得许多工厂诚惶诚恐。
结果1978年春季广交会上售出了京城玉器厂过去生产的传统作品——翡翠《花熏》。
居然卖出了七十万元的高价，相当于出口两万五千辆国产自行车或十九万只京城白鸭。
所以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，肥了过手就拿钱的外贸，苦了辛辛苦苦耍手艺的生产厂家。
严苛程度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呢？
说一件事就能明白的差不多了。
就比如前英国首相邱吉尔之孙小邱吉尔，1973年到京城工艺美术工厂参观时，对一件景泰蓝新产品大瓶异常喜爱。
他当即对陪同参观的人要求购买这个大瓶。
但厂方说不能卖，小邱吉尔很不理解，说“你们厂自己生产的东西为什么自己不能出售？”
厂方则以新开发的产品是展品不能卖做解释。
小邱吉尔说“新产品也是产品，工厂开工生产产品难道不是为了赚钱吗？你们说多少钱我付还不可以吗？”
厂方又再三婉拒，但小邱吉尔是非要买不可。
无奈，厂家最后只好向上级公司请示。上级公司又向其上级请示。
小邱吉尔从下午一点一直等到四点多钟，工厂临近下班，才得到可以出售这件产品的指示。而这件约一米高的景泰蓝大瓶产品完全没有包装。
最后小邱吉尔只好自己亲自用肩膀扛走了，但他一再对工厂表示感谢。
哪怕改革开放后，一些对外宾开放的工厂被准许设立小卖部了，但这种情况也依然没能好转多少。
因为虽然厂家只出售本厂自产加工的产品，但也要由商业部门派人到小卖部任售货员，不能直接走厂家的账。
凡出售的产品，要先走商业的账，算是从工厂提出货，商业进了货，这才算符合手续。
所以，当宁卫民和乔万林来到其他的工艺美术厂家时。
他们所面对的景象就是这些创汇大户们，普遍把日子过得精穷。
没办法啊，交的多，留的少，自然就造成了家底薄，资金少，包袱重的局面。
为了手里能有点活钱，这些厂子真的没办法，不仰外贸部门和商业部门的鼻息。
另外在生产上，因为太吃亏，厂家们也不爱做高端精品了。
这很正常，白费力气赔本赚吆喝的事儿谁爱干啊？
何况厂里没钱，就没有能力投重资花时间培养接班人，研究开发高精端的新产品。
与其努着劲做出好东西便宜外贸那帮人，让他们吃的肚儿溜圆，完成业绩目标。
还不如干脆就省点力气，多生产些技术要求低，成本优势明显的大路货，走内销途径更实惠。
也省得现有工人们天天因为待遇福利差发牢骚，抱怨入错了行啊。
不过实际上也得说，这些工艺美术行业的厂家，虽然手上没钱，可真正家底儿还是很厚实的。
因为几乎家家的库里都存着些因为题材受限，被拒绝收购的东西。
或者是因为制作成本太高，他们与外贸谈不拢价格的商品。
更何况全市的内销渠道相当有限，京城上规模的工艺美术品商店，只有王府井工美服务部这么一家。
这就导致各个厂家能够送去销售的产品种类太有限了。
许多生产出来的商品都只能压在库里，轮换着往商店里送。
那么可想而知，这是多么让宁卫民美得冒泡的一件事。
这种情况对他来说，想占便宜再方便不过了。
别忘了，他可为办饭庄诸多需要定制的产品，得到区里特许，来和各个厂家寻求合作的。
这些看似麻烦的活儿，因为必须直接和厂家对接，属于特事特办。
谈价是不用顾忌商业口儿和外贸单位的意见的。
那就是急厂家所急的香饽饽啊，等于给他们送实实在在的钱啊。
厂家还能不欢迎他吗？
更何况乔万林又是服务局的头头，商业系统的货物他管不了，可管商业系统的人可是正差。
哪怕他们最终掏钱的时候，还得从商业口走过形式化的过程。
那些在厂里卖货的售货员也不敢得罪乔万林，必要给予方便的。
这岂不是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所有的机缘又都凑合到一起去了嘛。
要说句不怕天打雷劈的话啊，就好像工艺美术行业遭的这么多磨难，是老天爷故意要喂宁卫民一嘴肥的，才故意造成这种处境似的。
似乎他要是不吃美了，老天爷就会让所有的厂家一直倒霉下去！
ps:今天章节得负评虽然早有预料，可还是挺难受得。这样的“水”是多么的难写啊，比“不水”难得多。我自己的感觉有点自讨苦吃的意思，就如同遇到成语买椟还珠那样的事，可后来想想也没事了。因为那些天天嚷嚷的主线的人，其实是最不明白什么才叫做主线的。生活里这种情况太多了，就如我认识的一个人，吃费列罗是把榛子吐掉的。小孩吃饺子，只吃皮不吃馅。看书喜欢是个人感受，我不愿干涉，而写书的道德，也需要我个人自觉，才能坚守。无所谓了，随缘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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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说京城证章厂是不经意间被撞伤了腰，才开始一蹶不振的。
纯属是被历史误伤的话。
那么其他的传统工艺美术厂家止不住的往下出溜儿。
就只能说是被历史刻意针对，故意绊倒的了。
而且是爬起来就伸腿绊倒，爬起来就绊倒！极为恶劣的那种情况！
为什么这么说？
因为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。
虽然建国之后，京城工艺美术行业对国家经济做出了实打实的贡献。
但整个行业的命运却相当坎坷，屡屡遭受历史的戏弄。
在生存问题上，一直面对着极为艰难的处境。
还别说什么保护和发展了，能保住技艺，不失传断档，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
这绝对是一件一提起来就让人相当郁闷与无奈的憾事。
毋庸置疑，工艺美术行业是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瑰宝，是我国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积累。
尤其是京城工艺美术，更是因为得天独厚的社会环境，雄厚的历史根基，反映出我国工艺美术技艺的最高水平。
这话可不是瞎说的。
从辽、金的陪都，到元、明、清“天子脚下”的帝王之都。
历代政府都大量征召各地优秀的手工艺人到宫廷服役，建立起专职的管理、生产工艺美术品的各类机构。
如“少府监、御用监、造办处、如意馆”等。
这才致使京城工艺美术形成了名师荟萃、巧匠云集的局面，能够对各民族、各地域优秀的手工艺博采众长。
才能汲取精华，融汇贯通，开创出“料不厌其贵，工不厌其精，艺不厌其巧，品不厌其繁”的独树一帜的民族传统工艺特色。
才能以风格独特、品类繁多、技艺精湛，典雅名贵的正宗宫廷艺术而驰名中外。
也正是因此，在历次社会经济大变革中，京城的工艺美术才会拥有其他行业完全不可比拟的旺盛的生命力，相当顽强的幸存了下来。
像明清时期，虽然有外国资本侵入。
但京城传统工艺美术行业，却几乎从来没有遇到相应的“洋货”与之竞争。
不仅生产技艺仍世代沿续，而且还因出口的需要而逐步发展。
许多京城工艺美术品被国外艺术鉴赏家视为收藏价值极高的珍宝。
尤其是辛亥革命后，海禁大开。
京城工艺美术品更成为国外竞相争购的佳品，以至出现了“闹洋庄”的场面。
（注：洋庄是外国商人在京开办的专收工艺美术品的机构）。
仅据光绪朝至上世纪二十年代期间的文字记载，当时世界各地举办的博览会不下三十余次。
京城工艺美术行业只参展十次，但次次荣获金银大奖。
由此可见，京城的工艺美术其实一直就是京城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。
早在建国前，“京作”、“精作”的美名就誉满中外，成为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一笔难以估价的无形资产。
而到了解放初期，哪怕百业凋零，工艺美术行业同样面临生存不下去的境地。
但刚刚成立不久的人民政府对传统工艺美术业进行了调研，得出的结论却是非常令人震惊的。
当时调研报告中写着，“全市虽然仅存下十九种特种手工艺工厂和作坊，可只要能恢复到正常生产水平。一年就可获一千万美元以上的外汇。若用这笔款项买粮食，足够全市百姓吃上两个月的。”
果不其然，随着政府出手大力扶持，成效斐然。
京城的工艺美术行业很快就成为了当时出口的“拳头”产品。
不负众望地为国家开始供血。
到1953年为止，不过短短数年间。
京城工艺美术行业的年产值就由1949年的七十三万美元增长到七百多万美元，提高了近十倍，已经很接近当初做出规划的目标了。
(此处文章有删减
刚刚干出点声色的京城工艺美术行业，就此没有了销路，重新陷入苦苦支撑，发展停滞的局面。
于是整个行业一方面开始抛弃高贵出品的资产阶级情调，尝试实用化和大众化的路线。
另一方面，也得在政府的帮助下，另寻其他外销的途径。
后来，因为苏联老大哥的帮助，出口开始转向东欧国家，这种情况才逐渐开始有所改善。
应该说，大多数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因为经济发展程度普遍不高，对工艺美术行业走大众化路线的普通产品还是比较欢迎的。
这种薄利多销，走低端路线尝试的方向，算是比较成功的。
但万万没想到政治风云再变，好日子结束的竟然那么突然。
(此处文章有删减
1960年，这条外销的路也走不通了。
京城工艺美术产品出口量再度严重缩减，造成了工厂减产，工人转产。
等到好不容易我们凭借自己的力量，总算把出口的目标又转向了约旦、索马里、斯里兰卡、沙特阿拉伯等国，时间又到了1966年。
(此处文章有删减
此后，行业内又开始进行压缩整合，导致大批工人改产、转产。
工人们放弃原有岗位，最多的去向，就是到电子器件厂。
这种恶劣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初期。
京城工艺美术行业才得以久旱逢甘雨，重新又受到重视，开始肩负创汇任务恢复出口生产。
但许多行业和厂家已经造成了严重人才流失，甚至出现了“人亡艺绝”的现象，实在难以再恢复如初了。
就比如“蜻蜓贾”的玉蜻蜓已经失传。
再比如象牙雕刻的“笔洗”和景泰蓝业的“海棠瓶”，也几乎没有人会做了。
但这还不算什么。
最最关键的是，在工艺美术行业各自凭着手工技艺，承担着与现代化工业工厂相同的税负时。
由于工艺品出口体制的垄断性，生产厂家不准自行销售产品，还导致工贸双方的矛盾十分严重。
负责购销的外贸单位，为多创上交利润，居然死命的卡供货单位的脖子，给价给得实在太低。
比如说京城工艺美术工厂于1972年生产的多种原料、多种工艺相结合产品《神鹿宝车樽》。厂方定价一万一千元，但外贸收购只开价六千元。
后多次进行洽谈，厂方要求至少给八千元。
价格还没议定就送至花城出口产品交易会，简称“广交会”。
最终实售两万七千元，外贸这才开收购单。
这还像话嘛！
所以就因为这种讨价还价互相扯皮现象非常严重，才造成厂家对同一件高档产品，不得不定出两个价格标准。
但即便这样，企业往往连最低价格也达不到。
如1973年春季广交会景泰蓝的《万花罐》、《梅花罐》。
厂家按成本加适当利润定价每对三百元，而外贸只肯给二百元。
当即就造成新开发的产品“即开即赔”。
而外贸却在交易会上标价每对六百元，顺利卖给了外商，得到了大批量的订货。
想想看吧，这种购销模式下，又怎么能让工艺美术品行业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呢？
甚至外贸为了省事儿，他们还拒收传统题材的作品。
弄得许多工厂诚惶诚恐。
结果1978年春季广交会上售出了京城玉器厂过去生产的传统作品——翡翠《花熏》。
居然卖出了七十万元的高价，相当于出口两万五千辆国产自行车或十九万只京城白鸭。
所以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，肥了过手就拿钱的外贸，苦了辛辛苦苦耍手艺的生产厂家。
严苛程度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呢？
说一件事就能明白的差不多了。
就比如前英国首相邱吉尔之孙小邱吉尔，1973年到京城工艺美术工厂参观时，对一件景泰蓝新产品大瓶异常喜爱。
他当即对陪同参观的人要求购买这个大瓶。
但厂方说不能卖，小邱吉尔很不理解，说“你们厂自己生产的东西为什么自己不能出售？”
厂方则以新开发的产品是展品不能卖做解释。
小邱吉尔说“新产品也是产品，工厂开工生产产品难道不是为了赚钱吗？你们说多少钱我付还不可以吗？”
厂方又再三婉拒，但小邱吉尔是非要买不可。
无奈，厂家最后只好向上级公司请示。上级公司又向其上级请示。
小邱吉尔从下午一点一直等到四点多钟，工厂临近下班，才得到可以出售这件产品的指示。而这件约一米高的景泰蓝大瓶产品完全没有包装。
最后小邱吉尔只好自己亲自用肩膀扛走了，但他一再对工厂表示感谢。
哪怕改革开放后，一些对外宾开放的工厂被准许设立小卖部了，但这种情况也依然没能好转多少。
因为虽然厂家只出售本厂自产加工的产品，但也要由商业部门派人到小卖部任售货员，不能直接走厂家的账。
凡出售的产品，要先走商业的账，算是从工厂提出货，商业进了货，这才算符合手续。
所以，当宁卫民和乔万林来到其他的工艺美术厂家时。
他们所面对的景象就是这些创汇大户们，普遍把日子过得精穷。
没办法啊，交的多，留的少，自然就造成了家底薄，资金少，包袱重的局面。
为了手里能有点活钱，这些厂子真的没办法，不仰外贸部门和商业部门的鼻息。
另外在生产上，因为太吃亏，厂家们也不爱做高端精品了。
这很正常，白费力气赔本赚吆喝的事儿谁爱干啊？
何况厂里没钱，就没有能力投重资花时间培养接班人，研究开发高精端的新产品。
与其努着劲做出好东西便宜外贸那帮人，让他们吃的肚儿溜圆，完成业绩目标。
还不如干脆就省点力气，多生产些技术要求低，成本优势明显的大路货，走内销途径更实惠。
也省得现有工人们天天因为待遇福利差发牢骚，抱怨入错了行啊。
不过实际上也得说，这些工艺美术行业的厂家，虽然手上没钱，可真正家底儿还是很厚实的。
因为几乎家家的库里都存着些因为题材受限，被拒绝收购的东西。
或者是因为制作成本太高，他们与外贸谈不拢价格的商品。
更何况全市的内销渠道相当有限，京城上规模的工艺美术品商店，只有王府井工美服务部这么一家。
这就导致各个厂家能够送去销售的产品种类太有限了。
许多生产出来的商品都只能压在库里，轮换着往商店里送。
那么可想而知，这是多么让宁卫民美得冒泡的一件事。
这种情况对他来说，想占便宜再方便不过了。
别忘了，他可为办饭庄诸多需要定制的产品，得到区里特许，来和各个厂家寻求合作的。
这些看似麻烦的活儿，因为必须直接和厂家对接，属于特事特办。
谈价是不用顾忌商业口儿和外贸单位的意见的。
那就是急厂家所急的香饽饽啊，等于给他们送实实在在的钱啊。
厂家还能不欢迎他吗？
更何况乔万林又是服务局的头头，商业系统的货物他管不了，可管商业系统的人可是正差。
哪怕他们最终掏钱的时候，还得从商业口走过形式化的过程。
那些在厂里卖货的售货员也不敢得罪乔万林，必要给予方便的。
这岂不是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所有的机缘又都凑合到一起去了嘛。
要说句不怕天打雷劈的话啊，就好像工艺美术行业遭的这么多磨难，是老天爷故意要喂宁卫民一嘴肥的，才故意造成这种处境似的。
似乎他要是不吃美了，老天爷就会让所有的厂家一直倒霉下去！
ps:今天章节得负评虽然早有预料，可还是挺难受得。这样的“水”是多么的难写啊，比“不水”难得多。我自己的感觉有点自讨苦吃的意思，就如同遇到成语买椟还珠那样的事，可后来想想也没事了。因为那些天天嚷嚷的主线的人，其实是最不明白什么才叫做主线的。生活里这种情况太多了，就如我认识的一个人，吃费列罗是把榛子吐掉的。小孩吃饺子，只吃皮不吃馅。看书喜欢是个人感受，我不愿干涉，而写书的道德，也需要我个人自觉，才能坚守。无所谓了，随缘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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